纪录片《山河岁月》解说词脚本——第五集：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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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你们的太爷爷十几岁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里就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今年70岁的俞敏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的继子。上海渔阳里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地方见证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也传承着一百多年的青春理想。1920年秋，一群外地青年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最小的十六七岁，最大不过二十来岁，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去远方，去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留学。【字幕】电影《建党伟业》片段；法国，巴黎；苏俄，莫斯科五四运动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许多青年都在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内一度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可随着一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陷入低潮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很多进步青年对苏俄产生好感，并产生了去莫斯科取“真经”或看虚实的强烈愿望。16岁的长沙中学生任弼时和比他大一岁的同班同学肖劲光暑假在船山学社听了介绍苏俄的报告，毅然决定报名参加赴俄勤工俭学团。【字幕】肖劲光（1903-1989）；任弼时（1904-1950）《肖劲光回忆录》：“我们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肖劲光回忆中所说的“俄罗斯研究会”，是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络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的。早在此前半年何叔衡有意留法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并计划在研究中外学术一至二年后“组一个游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字幕】上海，新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学员合影（1921年）仿佛心有灵犀，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发起成立的同一天，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托俞秀松在新渔阳里六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由杨明斋负责创办外国语学社，面向全国招募有志青年前来学习，为选拔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做准备。很快，包括任弼时、肖劲光在内的六名湘籍青年在俄罗斯研究会的组织下集结出发。前来外国语学社报到的学员主要来自浙江、安徽、湖南等地，他们大多经早期党团员推荐而来，不少人五四运动时就来到上海，在工读活动中结识了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苏俄充满向往。【字幕】刘少奇（1898-1969）；贺民范（1866-1950）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的刘少奇在留法计划落空后，也经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推荐赶到上海，加入到这群年轻人的行列。在这里，学员们除了学习俄语外，还在几位早期党员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每个星期天都会来给大家讲授刚刚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学习生涯，很多人依然对印在《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大胡子马克思头像记忆犹新。【同期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教授：“因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比较完整地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这是第一次，所以是非常难得的。而且陈望道又在这里以教师的身份到外国语学社来给学生们上课，来给学生们讲解，让学生们都是获益匪浅。”【同期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黄峥，研究员：“那么这批像刘少奇、任弼时，还处在青年（时期）听到了这么一个学说以后是非常地兴奋，他们就更加地向往早点去列宁领导的国家，在那里接受革命的洗礼。”就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为赴苏俄留学刻苦攻读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三位年轻人已经做好了前往莫斯科的准备。他们就是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聘为驻俄特派员的瞿秋白、俞颂华和李宗武。【同期声】李晓云，瞿秋白外孙女：“原来他（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学习，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特别向往着要追求真理，后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要招记者去俄罗斯，然后他就报名了。”【字幕】瞿秋白（1899-1935）；瞿秋白与友人在北京（1920年）；北洋政府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原址21岁的瞿秋白因为家道中落寄居在堂兄瞿纯白家里已经三年，此时放弃还有几个月就到手的文凭和未来稳妥的外交官生涯，到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苏俄去工作，堂兄一开始并不赞成。但瞿秋白坚持己见，声明自己为了追求真理不惜赴汤蹈火，最终说服了堂兄。当时的苏俄正处在内战不断、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瞿秋白一行在路上遇到了许多波折，经过两个多月颠沛才抵达莫斯科。然而，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将赴俄途中的见闻和调查写成通讯发回国内，以后又以饱满的热情将自己旅莫两年的经历和苏俄的真实状况记录下来不断介绍给国人。这些通讯最后集结成近二十万字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苏俄的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期声】李晓云，瞿秋白外孙女：“我奶奶后来写的一些回忆文章里头讲到，他（瞿秋白）在五四的时候（参加）游行什么的，回来以后就吐血，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到了苏联（俄）呢，他给我奶奶写信说‘我的一叶肺已经烂掉了’，就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工作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在（《饿乡纪程》）那里头写的是‘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就是他的初心。”1921年2月，瞿秋白抵达莫斯科没多久，比他大一岁的同乡好友张太雷也踏上了前往苏俄的征程。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的张太雷曾经给俄国驻天津文化专员柏烈伟做过翻译，也曾陪同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谈，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瞿秋白在报纸上公开自己的身份不同，张太雷此行十分秘密，他的目的地是距离莫斯科还有四千多公里的工业城市伊尔库茨克。【同期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李蓉，研究员：“张太雷他去伊尔库茨克其实也是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这个地方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对中国和其他远东地区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中间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科，张太雷去就是担任这个中国科的负责人。”在今天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留着当年远东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在1921年4月6日的一份报告中，远东书记处评价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共产党员“博学多才，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有密切的联系，是一系列左派报纸的记者，曾是某些工人出版物的编辑”。而在此前的3月23日，远东书记处已经任命张太雷为中国支部书记，并给予三级政治工作人员薪金。【同期声】冯海龙，张太雷外孙：“当时，远东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舒米亚斯基工资是6100（6160）卢布，张太雷的工资也是6100（6160）卢布，反映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张太雷也不负众望，他去了以后很快地建立了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也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很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扩大了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21年3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青年共产国际来信，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身为青年团书记的俞秀松被推选为参会代表。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准备选派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分批去莫斯科学习，为了提前与苏俄方面接洽此事，俞秀松来不及回浙江诸暨老家与父母告别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同期声】俞敏，俞秀松继子：“他临行前给我爷爷买了两瓶咳嗽丸，托上海的同乡带给我爷爷。后来他又写了一封信详细地和家人说他这回远离家乡到苏俄去的目的，对父母、对兄弟都做了一一关照。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国内来说是军阀混战，到苏俄去都要从北方（东北）走，北方（东北）是张作霖的地盘，所以很有可能被抓。从苏俄来说，当时的远东还是日本人占领的。所以说这个旅途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随时随地可能发生不测。”俞秀松的担心并非多虑，当他马不停蹄赶到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时，比他先期出发的北京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却没有如期到达。很快消息传来，何孟雄在满洲里出境时被捕。几乎与此同时，受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中国指导中共一大的维经斯基也在入境时被张作霖的宪兵逮捕。此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正焦急地等待出发。去莫斯科最近的一条路就是坐火车北上，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出境，再经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沿西伯利亚铁路线往西去苏俄。这条路走不通了，他们只有选择坐船经日本长崎到苏俄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绕道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可这条路不仅路程更远，也危险重重。【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周国长，副研究员：“因为当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罗夫斯克要经过日本占领区，另外一方面在（苏俄）红军和白军交界的地区，红军对来自于远东地区的外国人监控非常严格，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外国人是日本和朝鲜的间谍。”1921年5月，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等十几位学员在组长刘少奇的带领下登上了上海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这一天，17岁的任弼时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出发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给每位学员开具了一张俄文手写的身份证明。【同期声】曹耘山，毛泽民外孙：“这个条子，他们有叫‘命根子’，也有叫‘护身符’的，你把它带好，他们有缝在衣服里的，放在鞋子里的，我看现在还有说放到那个牙粉盒里的，反正就是不能让敌人搜到。发现了，你就得掉脑袋。”为了不引起密探和军警的怀疑，学员们假扮成外出谋生的华工，相互之间佯装不认识，可北方的严寒气候却让这些南方的小伙子始料未及。在经过日战区时，任弼时因为感冒发烧掉了队。【同期声】曹耘山，毛泽民外孙：“人家以为他是鼠疫呢，试了表一看，发烧38（摄氏）度多，就把他扣下来了，就不让他走了。”【同期声】任远芳，任弼时女儿：“结果我爸第二天就造假了，就把体温表拿高了一点，他不就不发烧了吗？一看也不像鼠疫，就放他走了。”除了要经受层层关卡和极寒天气的考验外，学员们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即便找到苏俄红军后，因为物资极度匮乏，他们的旅途依然十分艰难。《肖劲光回忆录》：“火车走得很慢，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当火车停下了的时候，我们都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来修铁路。”【字幕】苏俄，莫斯科；莫斯科大剧院，共产国际三大开幕式会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这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终于抵达他们心中的圣地——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正在这里召开。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代表参会，俞秀松和外国语学社最早前来探路的学员陈为人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会议。两个月前，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的瞿秋白也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在共产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十几天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字幕】油画《红色朝阳（共青团一大）》，卜绍基、蔡海威、刘新强（2002年）1921年8月，首批来苏俄留学的中国青年进入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张太雷受命回国重整社会主义青年团，瞿秋白进入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同期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李蓉，研究员：“他们除了在那儿学语言之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政治课，政治课就包括《共产党宣言》，包括列宁的著作，包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个对于他们理论知识的掌握，可以说是给他们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军事方面的学习，他们以后有专门进军校的，有军政大学，有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无线电通讯学校，这部分（学习）对于我们后边红军包括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员、包括一些军事家的成长，可以说都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字幕】共产国际四大会场（1922年）；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会场（1924年）1922年底，身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作为翻译全程陪同，会后受陈独秀邀请回国，以后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以后多次往返于中苏之间，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架设联系的桥梁，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基础。【字幕】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纪念馆；杨明斋（1882-1938）1921年6月，在送走外国语学社最后一批赴苏俄留学生后，杨明斋离开上海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复命，一年后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二大。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革命家一直为革命四处奔走。1938年因“莫须有”的罪名在莫斯科含冤被害。他的真实面容直到近几年才渐渐被人认识。【字幕】莫斯科，顿河公墓（摄于1999年）；浙江，诸暨市，俞秀松烈士陵园俞秀松1922年夏回国从事青年团工作，1925年又带领一批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苏联学习工作长达十年，后因遭诬陷被捕入狱，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害，长眠于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公墓。为了实现自己“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的志向，他至死都未能回一趟家乡。第一批赴苏俄留学的青年团员绝大部分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大都投身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肖劲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刘少奇195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有许多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字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刘伯坚（1895-1935）2015年，在查找早期旅莫共产党人的档案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当年王一飞陪同李大钊在苏联考察时的合影，也是二人生前唯一的合影。1930年5月，被党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伯坚在当时的列宁格勒看到这张合影时，满怀深情地在照片背后写下了“李守常、王一飞两同志的遗像”一行字。然而五年后，留守赣南苏区的刘伯坚也在率部突围时负伤被捕，壮烈牺牲。【字幕】《带镣行》，刘伯坚：“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做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一张照片上同时留下三位烈士的印迹，这就是当年去远方寻求真理的一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下的信仰之歌，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正是因为无数共产党人这种向死而生的牺牲精神，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才铸就了百年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