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解说词脚本 第六集

第六集 青春自己评说

解说：“有人说，那属于历史的功与过，是与非，还是让历史来评说吧。我们说，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是让我们自己来评说。”——这是1990年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魂系黑土地》大型回顾展前言中的一段话。这次展览是该馆继周恩来生平展之后参观人数最多的。

解说：对于中国“老三届”来讲，上山下乡留给他们的，并不仅仅是过去。自九十年代起，他们自发地在不少城市大规模集体亮相，举办知青的各类展览，出版书籍、画册，对自己进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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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发元：当我们提出想办一个“老三届”征文的时候，有人支持，也还有人表示担心，表示担心也是出于好意，害怕弄成控诉会。征文启示发表以后，可以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一发而不可收拾。咱们编辑部每天都收到二三十份稿子，打电话的，送稿子的，热情很高。征文搞了160 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两本书。我们在西安钟楼搞了个签名售书，当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也有好多“老三届”的孩子，对他们爸爸妈妈们（关注），这两本书可以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白  描：知青作为一幕时代的大戏，它已经落幕了。但它对于一代人命运的影响，它远远没有结束。知青感受的生活当中有它一定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美好的东西。由此我同意这么一种说法：把知青运动和知青精神应该区别开来。我们不能不说知青运动是一场灾难，一场劫难，那么这场劫难是不是就是不堪回首，没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没有什么可值得回味的，全部否定，一钱不值？在知青心目当中，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好像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受。这应该区别开来，就好像一场地震，一场洪水，它是一场灾难，但是在这灾难当中，这人和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人和人关系的重新组合，人情、人性当中好多东西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了。

    吴金诗：对上山下乡我有这么一点体会，四个字，有失有得。失去的是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换句话说，那就是剥夺了我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是，我认为还是得到了好多，对我来说，今天回到了上海以后，有很大的帮助。

    秦 宜：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像我这样，在单位里面，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很乐意把一些比较艰苦的工作，或者需要独挡一面的工作交给我们干，他们很放心。

    张志刚：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信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这种信念。我们觉得，不管在什么艰难困苦下，我们有这个承受能力，尽管有过后悔。现在回来以后，我觉得现在的青年还赶不上我们那个时候。

    叶新华：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确实在每个人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或者不同程度的伤感，也许这种伤感在我们刚回到城市的时候更多一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太多，而获得的太少。但是当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到了城市十多年以后，今天能够团聚到了一起，我们的感受又和当时回来时候的感受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感到很充实，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喜欢把自己的孩子甚至都带到第二故乡去看一看，对第二故乡有一个很大的依恋和留恋的心情。

    颜夏根：在这十几年当中体会很深，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北大荒人的精神给我们当时走上社会以后心灵上受到很大触动，也就留下很深的烙印。

解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整个民族的破坏比任何知青的个人体验要巨大得多，但“老三届”仍固执地认为这个运动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浓重的一笔。在将坏事变为好事的逻辑推理下，他们始终无法切断今天与昨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永远是有机的和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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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达莉：我们好多知青回去那里，见很多以前的老工人。有的老工人曾经抓过我们知青的某一个人去批斗过、打过，因为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因为是兵团，政治气氛非常浓厚。但是知青看见这些老工人根本就没有仇视的感觉，有的（老工人）生活非常困难，我们都会自己把衣服捐出来，把钱给他们。那些老工人看到我们回来，家家户户都扯着原来那些知青说“去我家吃饭”，大家轮着去吃饭。那种感情，那种非常浓重的感情在那里。我记得我先生在那里被蛇咬了，被青竹蛇咬了，马上老工人，我忘了姓什么啦，没有东西去把它搞出来，很毒的那种蛇，马上用口对着他的脚去把毒吸出来。知青和老工人的情结一直在保持延续，这是忘不了的。

    邵煌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北大荒，一干就是十一年，到1979年才回到上海。我对我们过去艰难的历程从来没有后悔，因为没有当时那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奋斗的结果。因为人在艰苦的时代积累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

    马小君：世界观是通过劳动锻炼中得到的提高，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使自己有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受了苦，或者受了委屈，或者受了挫折，一般来说不会栽倒，因为那时那个苦受得太大了，不会因为现在这点苦就后退，就畏缩不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容易能够达到满足，对欲望的追求不是很奢侈的，很高的，不是追求高级享受，对事业的追求还是想有所成就。

解说：尽管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老三届”的早期理想完全背道面驰，但同样给他们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得到了另一种启示和重新选择生活态度的权力。在审视自己、审视自然、审视社会的时候，不管是留在农村还是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土地、人民、责任、义务作为人生的参照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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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晓明：离开（甘肃）兵团以后，我到了省委宣传部，一直担负着起草大报告、大的材料这些工作，完成得也都还是不错。后来我自己还是更喜欢沉醉于自然的生态当中去，所以我就决定去搞影视工作，把甘肃的大地几乎都跑遍了，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了，非让我回来，回到城市，回到天津。当时我还是不太情愿，觉得西北那种景观，那种生态，那种雪山、大漠，那种辽阔的视野，好像可以改变我们人的这种心胸，甚至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回到天津以后，我们这些经历也还是对我们有作用的。可能是因为我过去一直是从荒漠变良田，变绿洲，一直在从事这种拓荒工作，所以在影视方面呢，也总是走一个能够创新、能够开拓这种思路去发展电视剧。我想今后在为人民大众、为社会怎么样提供更多更好的电视剧这方面，我想我们总还是要拿出那种拓荒精神，去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梁和平：我从1968年底到延安地区插队，先后在陕北延安工作生活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中不论我在任何岗位上工作，我都一直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喜怒哀乐融为一体。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历史的否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作为自己今后一生的奠定基础，可以说受益匪浅。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真正经过了磨难，经过了奋斗，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困难的困惑，但是毕竟我们认为：艰苦奋斗一辈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寄托。

解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不少中国“老三届”的口头禅。为此，他们追求苦难，但绝非以此为目的；他们在困境中锤炼，但绝不仅仅为了生存。当他们中有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时，又必然成为不幸者。当年著名的知青先进典型蔡立坚就是其中的一员，她的人生在那十多年中大起大落。1997年5月24 日，她在带领山西省党校研究生班外出考察时，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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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平：为了向蔡立坚学习我就去了农村。去了，哪派都不参加，咱们就是建设山区学大寨。后来慢慢就和蔡立坚同志成了一家，一直生活了二十多年。初中毕业她就要求插过队，要求去北大荒，那时家里不太同意。后来又考上高中了，……。串联的事迹报纸都写过了，我就不说它了。她就步行，先到狼牙山五壮士那儿看了，看后又进了娘子关去看了大寨，最后从大寨出来半夜路过杜家山，从杜家山就又走到刘胡兰烈士陵园，在刘胡兰烈士陵园听到了广播，最后就下定决心，说：“咱们长征是为了啥哩，光是为了走一走。”就决定回杜家山当农民。

解说：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重负之一，就是为了理想和荣誉过多地参与了政治，而最终又被政治加以惩罚。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苦干赢得了周围人们的拥戴，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摆脱笼罩在头上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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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平：斗她的那会儿，把她的一切职务都免了，免了以后她当时说：“你尽管把我的职务都免了，但是不能不让我参加劳动，不能不让我建设山区。”当时我那大姑娘都怀上七八个月了，她还扛着一百多斤的化肥，地里追肥去。当时村里的老乡都感动得哭着拉着她不让，就那她都坚持干。都（怀孕）七八个月了，还坚持干，平常就更不用说了。我那二儿子刚生下十几天，县里就派人叫她去参加批斗，斗她时贫下中农对她也可好。县里连县委书记、武装部长，什么公安局长、宣传部长都上山宣布她是“三反分子”，让一个老大爷，是个贫下中农、老党员，三八年的老党员也坐在会场当中，结果，他一听是这么一个会，宣布蔡立坚是“三反分子”，“四人帮”（爪牙），老汉就回家了。蔡立坚当时没有参加会的资格，连党籍也停止了。老大爷回来后，一会儿拿大海碗端来一大碗鸡蛋，还有羊肉，蔡立坚一见就哭开了，说：“大爷，说啥也不能要。”大爷说：“你放心，你成不了坏人，你要成了坏人，天底下就没有好人了。我也不是给你的，我是不要让孩子断了奶，我是照顾这孩子，你可不要哭”。最后平反，一个是李先念主席给她作了批示，再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信念、理想，一个是口上说，一个确实是干出来的。（杜家山）土地是一百多亩，最后到四百多亩；粮食她去的时候一万多，后来打十几万，人均最高的一千七百公斤，都快过长江了。

解说：历史可以宽恕有过过失的人，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因此，上山下乡中的一切风云人物都在坦诚地面对过去和面对现在的同时，努力去迎来新生，去迎来社会对他们新的认同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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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醒民：立坚同志应该是我们省里党校班主任里面的标兵，班主任的模范，也是我们山西省委党校选送的出席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表彰的模范党校工作者。上山下乡期间，她也成为全国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上山下乡的一个杰出代表。由学生到党校进行培训，又成为一个在我们党校比较优秀的党校工作者，她带出了好多班，许多学员对她都有十分的敬仰和爱慕的心情，所以她的不幸，也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解说：只有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代人和那些了解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为中国“老三届”至今尚存的真诚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或多或少地宽慰他们受过伤的灵魂，使他们还不能得到历史认同的委屈得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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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小静：我们那一代人，就算是不下乡也好，总之是经过了一番大折腾。但是我觉得这样折腾一下，应该说本质上不是好事，它使我们国家这一代人知识等等方面很多事业中断了，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世界史上都少有的，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在某种条件下，它又变成了好事，只是从某种条件下来说，它转化成好事。我们这代人通过这些政治上的折腾，或者人生经历上的这些折腾，我觉得首先我是丰富了人生经历，还有一个就是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应该说在这个后来的人生经历上，人家都说我比较坚强，真的是比较坚强。我觉得这个坚强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底，锻炼的结果。吃过苦，经过折腾，真的比较坚强，而且在工作上有什么波折也好，也很坦然地去对待它。我觉得这就是那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性格。所以，我是很无愧地说，我们这种人是不会太多的患得患失。

    杨 卫：我们“老三届”既然已经有了“文革”期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也好，那段期间所受到的非常曲折的经历，这个既是一件对自己发展可能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又从另一方面更加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包括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更全面地看待各种各样的情况，对各种不同事物有很好的宽容心等等这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也为以后自己的发展铺下了基础。我现在还很怀念我当年在农村的这些时间和当地的这些老乡。我也看过很多描写知青的小说，我觉得小说里面好像都是阴暗面讲的比较多，实际上从这个过程中这些知识青年们，他们所能够得到的锻炼对他们今后好的方面、正面的影响可能还是发掘得不大够，这可能要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反思的时候，可能觉得那段时间也不是虚度的，也还是有所收获的。所以我想我的“老三届”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我在“老三届”里年纪比较小，将来也会很平和地看待自己那段经历。

    王福石：“老三届”失去了很多，但是得到的也很多。首先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城市生活，城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失去了家庭幸福，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场，确实失去很多，从我内心讲是觉得（他们）有点亏本。但他们得到很多，在艰苦环境锻炼下，思想应该得到很大锻炼。这些人当然现在回去了，回去我相信这些人在城市都应该是骨干。

解说：中国“老三届”不需要欺骗，他们在反省和展示自己的同时，力求还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本来面目。他们不停地谈论过去，仅仅因为过去并没有过去，因为过去的历史还时时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广州市举办的大型知青回顾展以其轰动效应使人们记住了不应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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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基民：这个展览应该体现一种什么样的主旨，也就是取得一种什么精神？光是客观陈列历史有关资料，我们认为还不够，还应该挖掘一点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挖掘一种我们搞四化需要的精神，当年的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除了我们知青和他们知青家属、子女很踊跃以外，包括很多大学生、中学生也被他们老师组织来了。当时新华社记者王志刚还作了很好的发言，他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很值得研究的人文现象，特别知青留给人们的思考非常丰富，是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外国人、台湾人都跑来（参观），官方也是表示赞赏，说了一些比较热情、赞颂的话，觉得这一代人的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后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活生生的材料。

解说：中国“老三届”之所以集体活跃在海内外各地，只不过是在人到中年时谋求和每一代人共有的展示自己或苦难或辉煌的权力，同时，他们在继续总结着上山下乡经历对他们命运的改变和对他们永生不变的集体性格的铸就。他们对青春的追忆，对农民的怀念以及解不开的情结，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现在与未来的生存，这同样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权力！